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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會是干什么的?

工會是干什么的?這個問題,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答案。革命斗爭年代,工會是干革命的。我們黨的很多重要活動,就是通過工會組織的。比如著名的二七大罷工、五卅運動、省港大罷工等。有些黨的領導人,就是當時的工人領袖。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,前30年,由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,利益高度一元化,工會的主要工作,是配合企業搞好生產經營。比如教育培訓職工,組織勞動競賽,開展合理化建議活動,活躍職工文化生活等。改革開放以后,經濟體制從“計劃”轉為“市場”,一元化的利益格局被打破,工會的職能也跟著轉變了。2001年頒布的新《工會法》明確規定:“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利益”,“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”。

新《工會法》施行近四年了,不少地方和基層工會積極探索,做出了成績。比較突出的,如義烏市“職工法律維權中心”。義烏市外來人口多,勞動關系緊張,每年勞資糾紛多達1萬起。以前由于維權渠道不暢,30%的糾紛得不到及時解決,由此釀成種種事端。因為無人替他們說話,一些外來人員轉而依靠地緣關系形成的組織,甚至采取極端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。總工會“維權中心”成立后,有效化解了矛盾,4年來,勞資糾紛調解率達93.2%,阻止群體性事件28起,為職工挽回經濟損失892萬元(316日《人民日報》)。再如廣東佛山市順德區組建區、鎮、村工會“三級網絡”,對安全生產、法律法規執行情況、職工隊伍狀況實施全方位動態監控,從而破解了工會發揮作用難題,使工會組織成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生力軍(516日《望》)。寧波市總工會在這方面也一直走在前列。2002年建立的“維權服務中心”,已接待職工信訪2.23萬件,辦結率達98%,清欠工資2000萬元,法律援助200起。媒體報道的“天信模式”、“項目工會”等,都是寧波總工會的創造。

但是,從總體上說,工會組織的職能還處于轉變過程之中,多數地方和基層工會,履行基本職責尚未到位。之所以如此,從工會本身說,是因為有些干部觀念滯后,工作還停留于“唱唱跳跳,發發戲票”、“開會搬凳子,打球吹哨子”的“福利型”、“活動型”階段;有些則是消極畏難,缺乏主動性、創造性,走不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會維權新路子。從外部環境說,是有些地方黨委和政府對工會工作支持不夠,有的甚至怕工會維權引起企業反感,影響投資環境;有些企業則對工會有抵觸情緒,認為建工會、讓工會維權是“花錢請婆婆”、“出錢買麻煩”。存在這些問題,各有各的原因,但有一點是共同的,就是不明白,工會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,是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,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。

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,勞資矛盾已是我國的主要社會矛盾之一,勞動關系已成了社會是否穩定、和諧的晴雨表。什么地方、什么時候勞動關系和諧,這個地方、這個時候的社會就比較安寧;什么地方、什么時候勞動關系緊張,這個地方、這個時候的社會就發生動蕩。勞動關系緊張,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原因,是企業侵犯了職工的合法權益。職工利益受到損害,不及時給以解決,就會積土成山、積水成海,發生質變。到那時,不僅企業無法正常生產經營,而且必定波及整個社會。誰來化解這些矛盾呢?就目前我們的各類社會組織來說,工會是最合適的。工會維護職工權益,看起來是“幫職工說話”,有時還得讓企業“出一點血”,但與此同時,也使企業看到了問題所在,接受了教訓,從而避免更大的損失;使社會保持了穩定,避免了動蕩。

弄清楚工會是干什么的,對工會行使基本職責很重要。有了這個共識,工會干部就能自覺、自信、自強;黨委政府就能幫助、支持、指導;企業領導就能歡迎、協助、配合。三方面動作合拍了,維權的道路就會順暢,勞動關系、以至整個社會都會逐漸和諧起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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